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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任仲夷画传》

 

  内容简介

  《任仲夷画传》是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《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》之一。《任仲夷画传》由任仲夷同志原秘书李次岩承担具体撰写任务。本书记述了任仲夷同志从出生到逝世的波澜壮阔的一生,并配有三百余张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,其中大量图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。书中还附有首次整理的《任仲夷生平大事年表》,有助于人们了解认识任仲夷同志跌宕起伏、精彩传奇的人生。

  假扮夫妻成为终身恩爱伴侣

  1936年暑假,为便于地下活动,任仲夷化名任所之,搬出中国大学校外住进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西座二楼。公寓里租住的都是在北平读书的外地学生,任仲夷闲暇时常坐在长廊栏杆边拉二胡。有6个女学生住在公寓东座一楼,与他隔院相对,常被他的琴声吸引。她们喜欢唱《毕业歌》《打回老家去》等救亡歌曲,唱得最多的是《松花江上》:“九一八、九一八,从那个悲惨的时候,脱离了我的家乡,抛弃那无尽的宝藏,流浪!流浪!整日价在关内,流浪”她们哀怨的歌声,深深打动了任仲夷。他了解到,她们都是东北大学学生,从关外流亡到关内读书。他注意到,其中有个叫王杰(王玄曾用名)的姑娘比较突出,身材高挑,皮肤白皙,活泼而不失沉稳。他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  点亮哈尔滨冰灯第一人

  1962年 11月下旬,任仲夷到广州开会,看到广州文化公园的花卉展繁花似锦,彩灯璀璨,人如潮涌。他心想,广州搞花展、花市,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,而哈尔滨冬天除了冰就是雪,老百姓习惯成天待在家里“猫冬”。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,群众物资生活匮乏,精神生活极其单调,公园没人去,成了“半年闲”。用什么方式才能在寒冬里搞出“文化公园”来呢?我们做领导的,有什么办法使群众走出户外活动,振作起精神呢?回哈尔滨后, 1963年春节来临时,他仍未能破解这一难题,哈尔滨人还按“猫冬”方式过了一个枯燥无味的年。 1963年 2月 1日,任仲夷和市长吕其恩到香坊区视察一个农贸市场。他走出市场时,蓦然 发现路边一户人家门前有两点微弱亮光,原来一位老太太蹲在路边,面前摆着两个用“喂得罗”(上粗下细的水桶)制成的空心冰坨,中间插了根点燃的蜡烛。这种土制冰灯历史上叫“穷棒子灯”,是过去松花江流域一带农夫或渔民使用的一种简易省钱的照明方法。有些穷人在元宵夜买不起灯笼,就做这种冰冻灯罩摆在门前寻乐,如今民间已很少有人制作它了。 一瞬间,任仲夷心头一亮:冰灯,不就是哈尔滨的特产吗?哈尔滨没有广州的鲜花,但寒冷的冬天给哈尔滨带来的是广州所没有的冰雪,为什么不利用严寒搞冰灯展呢?

  率先投身真理标准大论战

  任仲夷毫无畏惧,坚决投入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战斗。他认为“两个凡是”不彻底否定,必然在思想上束缚亿万人民,使党和国家继续陷于“文革”错误中;在组织上使“文革”中受迫害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,使中国历史继续倒退。 早在 1977年 7月,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,任仲夷就响应邓小平在同月提出的“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”的观点,进行了透彻的分析,矛头与“两个凡是”针锋相对,是地方大员中最早对这一观点的积极响应者与论述者。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到“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”,并强调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”,时间早于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。可惜他这篇讲话未在报刊发表,因而未引起理论界、新闻界的注意,产生的 影响有限。

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驳“两个凡是”

  从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,任仲夷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。这个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。会上,与会者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激烈。会议简报刊登了某理论权威的文章,这篇文章实际上是《人民日报》刊登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(以下简称《实践》)的当天晚上,某理论权威打给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。该文章称,《实践》犯了方向性的错误,理论上是错误的,否认真理的相对性,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;政治上问题更大,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,是很坏很坏的。该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“凡是派”的观点,可说是“凡是派”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反击。 在《实践》等文章发表后,坚持“两个凡是”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,以及大扣什么“思想反动”“方向性错误”“分裂党中央”“矛头针对毛主席”“砍旗”等帽子外,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驳文章来。此人的一个“电话内容”,竟然郑重其事地登载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上,是坚持“两个凡是”的人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。 在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,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。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,首先指出“这篇东西确实代表了某些同志现在的观点,代表了一种思潮”。

  坚定不移为张志新平反昭雪

 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同时,任仲夷以极大精力抓紧平反“四人帮”及其死党在辽宁省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,从组织上反对“两个凡是”。 1978年 10月 14日,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声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及其亲信死党在辽宁的罪行:“砸烂了从东北局、省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机关,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,特别是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,大搞划线站队,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诬蔑为‘当了国民党兵’;在清队中,大搞法西斯专政,制造了大量的冤案、假案、错案,全省仅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就有 1200多起,加上个人的冤假错案,牵连到 10万多人,死了 2万多人,把全省 11万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撵到农村,连老弱病残者也不例外,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要统统推倒,所有的冤假错案都要彻底平反昭雪。 ” 由于任仲夷和辽宁省委多数领导人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视,辽宁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相当迅速。

  “三个坚定不移”保住广东改革开放大局

  当时中央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。内地一些省市也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。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业务活动受到冷落,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,轻者搜去证件,重者无理扣押。有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。广东的城市一下子由门庭若市变为冷冷清清。这时有人私下劝任仲夷:“都什么时候啦,你还讲改革开放,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。”任仲夷却说:“中央也没有不让讲啊。 ” 任仲夷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向全省传达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座谈会精神。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,势必严重打击广东干部群众改革开放的热情。会上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,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外,绝大多数是清白的。有的中央领导建议,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。他认为不能这样搞,一搞大辩论,就会出偏差,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,上纲上线,乱抓辫子,乱扣帽子。 回广东前,任仲夷问胡耀邦:“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,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,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。譬如‘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’‘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,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’等。

  欣然应霍英东之邀赴宴“白天鹅”

  美丽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耸立在白鹅潭北岸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,由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于 1979年起开始投资兴建。它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:我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五星级宾馆,第一家自行设计、自行建设、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,第一家营业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,第一家在酒店 内实行与日本、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,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,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,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,第一家被“世界一流酒店组织”接纳为其成员的酒店,等等。它被香港媒体称为“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”。 然而,当年建白天鹅宾馆所遇到的阻力,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。宾馆需要近 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,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。更要命的是,进口任何一点东西,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。更烦心的是,白天鹅宾馆的楼顶因战备需要竟然架起了高射炮。霍英东愣住了,放个炮摆在这里,谁还敢在这里睡觉?他只好请叶剑英出面干预,高射炮阵地才撤走。他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,女迎送员在宾馆门前穿着旗袍迎宾也说是“封资修”,日本餐厅迎送员穿和服更说是“把赶出去的日本鬼子又带进来,你们搞卖国!”霍英东慨叹:“搞白天鹅,搞到自己体无完肤! ”

  廉洁从政不搞特殊关照

  任仲夷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价值观,总在考虑人民群众如何在经济上更快地富裕起来,在政治上更好地当家作主、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,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。他从政 70年,从不居 功自傲,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,从不为自己的待遇向组织提要求,即使对制度内的待遇也一让再让,坚守克己奉公。 任仲夷在广州住的那所房子,一直是历届省委负责人居住的,几十年来一直这么住着,谁也没提出过改动。任仲夷调到广东后,了解到省委机关住房比较紧张。尽管自己祖孙三代同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,但在 1985年临退下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前,主动要求把房子和院子改动一下,让出一半来。省委机关管房子的干部劝他不必改了,机关可以另想办法解决。但他一再坚持,房子还是被隔成两套住宅,他只住其中一套,另一套让了出去。 机关管房子的干部感慨地说:“一般来说,随着职务的提升,领导的住房都是越住越大,只有任书记住的房子越来越小,特别是在退下来之前,不但不多要房 子,还主动退房子,真让人敬佩! ”